夜空中最亮的她

那年我二十一岁，在云南插队。我的任务是放牛，牛的任务是吃草，我们各司其职，相处融洽。

寨子里有个姑娘，大家叫她小转铃。她是从城里来的，白净，爱笑，笑起来的时候，全寨子的公鸡都会多打两遍鸣——这是我观察的结果，有数据支持。

我第一次和她说话，是因为一头牛。那牛发了疯，追着她满山跑。我骑在另一头牛背上，吹着口哨把疯牛引开了。她喘着气说：“你会吹牛？”我说：“会，还会吹口哨。”她说：“贫嘴。”然后她就笑了。

从那天起，我放牛总往她那片山坡去。牛吃草，我看她。牛吃得越来越肥，我越来越瘦——相思是一种很费体力的活儿，比插秧还累。

我们好上了。所谓好上，就是她开始给我补衣服，我开始给她写诗。

我的诗写得很糟，比如“小转铃，你的眼睛像水牛的”，她看完追着我打了半座山。但打完之后，她坐在我旁边，小声说：“再写一首。”

好日子没过多久，寨子里传开了闲话。队长把我叫去，说：“城里来的姑娘，早晚要回城，你别痴心妄想。”我说：“痴心是我的，妄想也是我的，跟你没关系。”队长罚我修了一个月的猪圈。

修猪圈的时候，小转铃偷偷来帮我递瓦。她说：“值得吗？”我说：“猪圈修好了，猪住得舒服；你来了，我活得舒服。都是正经事。”

后来真的到了回城的那天。

她家里来信，说给她办好了返城手续，三天内必须走。她把信给我看，我看完，一句话没说，转身就走。走到半路，我又折回来，站在她门口，说了一句话：

“我跟你一起走。”

她说：“你走不了，你的户口在这儿。”

我说：“那我就走不了。走不了，我就等你。”

她说：“等？你知道要等多少年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不知道。但我知道一件事——这世上的人像天上的星星，多一颗少一颗，没人注意。可你走了，我这片天就黑了。”

她哭了。哭完之后，她说：“你是个傻子。”

我说：“对，傻子说到做到。”

她走的那天，我送她到山口。她从兜里掏出一支钢笔塞给我，说：“等你，也等你写诗。写好一点，别再写水牛了。”

后来的事，像所有人的后来一样：信写了三年，寄丢了两年；我考了大学，她进了工厂；我们隔着两千公里，谁也没提分手，谁也没提结婚。

第七年，我大学毕业，揣着派遣证，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去找她。我在她厂门口站着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，手里什么都没带，只带着那支钢笔。

她下班出来，看见我，愣了半天，说：“你还没死心？”

我说：“死不了。傻子命硬。”

她说：“那支笔还在？”

我把笔举起来：“笔帽都锈了，但还能写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们在厂区后面的小路上走。路灯很暗，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长得像是要一直伸到白头。

我们后来结了婚。婚礼上有人问我，等了七年，图什么。

我说：不图什么。